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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來，我見，我征服！
資料來源：逯耀東，《似是閒雲》 p.185～189 報載在台灣登山界被稱為「四大天王」之一的林文安先生，一輩子攀登過無數次的山，最近一次竟大意失荊州，攀登不該發生意外的山，不幸竟發生了山難，在風雨濃霧裡迷了路，最後倒臥山林，像戰士死在疆場，這位登山界的老將把生命也獻給了山。 登山是近幾年來很流行的戶外運動。每逢假日，總有許多人背負行囊，穿著笨重的登山鞋，到郊外去登山。這種戶外運動之所以流行，一來是近來經濟繁榮，國民所得提高，登山裝備不再是一種奢侈昂貴的負擔。二來近年城市裡高樓大廈連雲起，使人們生活的空間縮小了；久繫樊籠之內，總想找個機會展翼飛去，擺脫太多人造的桎梏，和自然親近親近。於是雖然山難頻傳，入山的人仍接踵而往。尤其年輕的朋友們，希望在登山中嘗試冒險犯難的滋味。每個大專學校都有登山社，台大登山社就是一個龐大的學生社團。學校福利社還有個出售登山用品的商店；而且這個社團的同學彼此感情很融洽，在學的稱「山胞」，畢了業的稱「夥伴」。並且大家還集資在學校附近開了一家叫做榛樹林的咖啡館，作為聚會交換經驗的地方。也許因為他們常常登山，在攀登冷峻的懸崖，或陷於茫茫莽原之中時，在那種自然力的壓迫下，使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無形中更接近了。 不過，談到登山，就使我想到凱撒大帝率領大軍踏上埃及領土後，向羅馬元老院所提的報告中說的：「我來，我見，我征服！」我想每個登山者，經過千辛萬苦，最後終於爬到山頂，這時環顧腳下群山，心理所出現的，不是陳子昂登樓時那種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」，愴然淚下的境界；而該是一種興奮、驕傲的跳躍。這種跳躍是應該的，因為他們經過一場艱苦的奮鬥和掙扎後，終於又切切實實踐踏了一座山巔，那種「我來，我見，我征服」的情緒，便油然而生。但猛回頭又見身後另一座突起的山峰藏在雲霧飄渺間，於是在征服這座山以後，又計畫征服另一座山。所以，他們不斷的征服、不斷的攀登，正表現了人類不向自然低頭，不斷與自然對抗的堅忍毅力。 不願向自然低頭，並且不斷向自然挑戰，正是西方文化裡非常重要的一環。從他們神話裡盜火的英雄開始，到發現好望角的地亞士，以及阿姆斯壯登上月球的那一小步，都表現了這種精神。這種精神潛藏在他們心底，在十九世紀以後突然迸發了創造的力量，使西方的科技文明如脫羈之馬，向前突飛猛進。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，西方的科技文明如登山者一樣，已攀登過一座又一座的高山，對自然作無窮盡的征服與役使。每次對自然的超越與突破，都會出現一次「我來，我見，我征服」。現在已經進入太空，深入海底。至於最後的終站在何處，他們自己也無法回答。登山是一種西方傳來的戶外運動，也許正表現了這種精神。 不過，中國自古以來，似乎缺少征服自然、控制自然或役使自然的想法。只設法使人與自然相處得更圓滿更和諧。「天人合一」成為人與自然和諧的最高境界。不把自然作為一個研究和探索的對象，也許是中國科技文明不發達的重要因素。但創造了中國人另一種生活情趣。中國人也登山，似乎沒有想征服過山。而且對山保持非常崇高的敬意，所謂「仁者樂山」，也許因為自古以來隱逸高士都居於山中，晉代張華的〈招隱詩〉，就說「隱士託山林，遁世以全真」。在儒家的思想裡，對於遁世全真的隱士，予以極高的評價。所以，太史公的《史記》，將餓死首陽山的伯夷、叔齊，置於列傳之首。在這篇傳記裡，他的議論遠超過事實，大大發揮了隱逸的精神，其中所羅列的人物都是古代的高隱。范蔚宗的《後漢書》，也特地為那些「蟬蛻於塵囂之中，自致於寰區之外」的知識分子立傳，其原因也在此。這些隱退山林的高士，過著「經始東山廬，果下自成榛，前有寒泉井，聊可瑩心神」，以及「巖穴無結構，丘中有琴鳴，白雲亭陰岡，丹葩曜山林」的生活。這種將人融於自然中的境界，是令人嚮往的。所以，我說中國人似乎從未想征服過山，只是想與山林同往。即使無法永遠與山林同往，也會找個機會與山林接近，尋求暫時與自然同在的慰藉，這也是中國文學裡出現許多山水詩文的原因。 南北朝時代的謝靈運，是深喜山水情趣的人物。他在出任永嘉太守的時候，遍遊郡中許多著名的山水，有時一去就是十天半月，把許多政事都擱下不管。他的本傳說：「尋山陡嶺，必造幽峻；巖障千里，莫不備盡。」他可以說是一個登山的高手了。不過，他的〈遊名山志〉卻說：「夫衣食所資，山水性之所適，今滯所資之累，擁其所適之性耳。」適山水之性，是他對山水欣賞的態度，同時也為中國人對山林的欣賞開拓一個新境界。那就是說對於山林，不僅要用眼觀看，同時還要用心靈體會。他的詩中說：「用情賞為美，事昧誰與弁，觀此遺物慮，一晤得所遺。」正說明了他用心靈對自然的體會。 那位「詩中有畫、畫中有詩」的王維，更能將自己融於山水之中。他的「白雲迴望合，青靄入看無」，「泉聲咽危石，日色冷青松」，都是用心靈體會自然的作品。他不但能詩，而且善畫。《畫學秘訣》說他「凡畫山水，意在筆先」。所謂「意在筆先」，正是中國山水畫的特色。中國傳統的畫家，從來不帶畫架去寫生；他們遍遊山水，將捉捕到的意象先蘊於胸中，遊屣歸來之後，再將那意象溶於丹青，畫在紙上。到這時，人與自然真正達到合一的境界。所以中國山水畫與西洋的風景畫不同。西洋的風景畫必須用畫框裝潢，佔有一定的空間，為了掛在壁上裝飾用的。可是中國的山水畫，卻不是為點綴廳堂用的。裱糊以後垂之以軸，可以舒展自如，便於收藏。為了留待一旦對山林的嚮往，卻又為「俗務纏身」，想去又無法去的時候，就展開畫軸，或置於案頭，或掛在牆上，慢慢端詳，聊慰飢渴。 所以，過去中國人對自然的愛好，不下於今日的西方人。但不願和自然對立，只想如何使自己與自然融而為一。甚至縮小山林的形象，置於庭園裡，培植在盆景中，使自己的日常生活也融於自然之中。他們也登山，但只是「我來，我看」，卻不想「征服」，他們欣賞山，不但用眼睛，還用心靈。 |
無處正中
資料來源：電子報《新井一二三‧東京人》 2010.02.08 每次飛機著陸於多倫多機場的時候，我都覺得：天空有點太大了。 英文有個俗語說「無處正中（in the middle of nowhere）」。村上春樹小說《挪威的森林》最後一句「我從無處正中一直向綠呼喊」就是直接翻譯那英文俗語來用的。他把主人翁在人生森林裡迷失的心理狀態用「無處正中」一句話來比喻。可是，在廣大地球上，確實有些地方的地理位置，只能用「無處正中」一句來形容。 生活在地小人多的島國如日本，平時不會嚐到「無處正中」的滋味。從東京坐東海道新幹線出發，過兩個半小時抵達大阪之前，在五百五十公里的路途上，車窗外幾乎一直看得見人家。中間光舉大中規模的城市，就有橫濱、川崎、靜岡、濱松、豐橋、名古屋、京都等好幾座。即使開車進入了沒人住的山區，只要再開十分鐘的車就會看見村莊，或者至少廣告牌、電線等人類生存的證據。 除非深入富士山腳青木原等樹海中去，島國居民始終有感覺：不遠處有人生活。那也許不是正確的知識，而不過是根據過去的經驗來做的樂觀推測而已。無論如何，不遠處有人居住就等於感覺安全了，至少對地小人多的島國長大的孩子來說確實如此。反過來說，當喪失了那種感覺之際，島國孩子感到不安，甚至恐懼。環視四周，幾十公里之內沒有人類生活的痕跡時，嘴裡嘗到的一股寂寞味道，就是「無處正中」了。 我在加拿大生活的六年半時間裡，經常被「無處正中」的感覺所襲過。每次飛機著陸於多倫多機場的時候，我都覺得：天空有點太大了。周圍沒有多少高樓大廈，人口密度明顯很低，很稀。開車離開了機場，起初沿路上還能看到汽車旅館、快餐廳、加油站、「加拿大輪胎」五金商店的招牌，但不久只有農場、牧場了，而沒過多少時間，連農場、牧場都不見了。我周圍到底有甚麼？這就是原野嗎？我到底在哪裡？難道這兒不就是「無處正中」嗎？ 加拿大的公路，一離開城裡，就全是修得平平坦坦乾乾淨淨的高速公路了，每一輛車都以時速一百公里疾駛。往往前邊後邊都看不到其他車子，路邊也很少有廣告牌，是被法律禁止的，至於電線大概早埋在地下了吧。眼前除了一條公路以外，全然沒有人類生存的跡象，卻偶爾有被汽車撞死的食蟻獸或臭鼬鼠的屍體。臭鼬鼠是死了以後都很臭很臭的，從幾百公尺距離就聞得到強烈的臭味。或者有交通指示牌讓司機提高警惕：注意野鹿！我有一段時間經常在多倫多、渥太華兩地之間來回坐車。路邊常看到野鹿奔跑，跟在東京街上被人抱著散步的寵物狗一樣多。多倫多和渥太華，安大略省兩大城市相距大約五百公里，但是以東方標準算得上城市的只有兩座：Kingston 和 Oshawa，而兩個市的人口都不到十五萬。（相比之下，東海道小城豐橋市的人口就有三十五萬。） 地大人少，就是加拿大。有一次我從卡爾加里坐朋友開的車前往太平洋岸溫哥華島，在BC（British Columbia，英屬哥倫比亞）省山區看到的交通指示牌說：到下一個加油站有五十英里，那等於八十公里呀。一路上連加油站都沒有，更不用說餐廳、商店、銀行了。萬一沒有了汽油，那還得了。 我們在那附近的小鎮訪問了一對嬉皮夫妻。他們靠政府補助金養育著兩個小女孩，穿的衣服全來自救世軍（Salvation Army），卻打算翌年全家開車橫越加拿大，到一萬公里之外，大西洋邊紐芬蘭島玩去。為了大旅行，他們做的準備出乎我意料之外。丈夫手工做了風乾水果的設備。木頭箱子裡設置了幾層鐵絲網架子，上邊擺著水果片，由下邊的小型電風扇吹乾成保存食品。妻子給我們看了她已經做好的幾十瓶水果乾，例如：杏子、桃子、梨子、蘋果等。 對加拿大人來說，開車橫越北美大陸並不是異想天開的夢。我在多倫多認識的好朋友就是一個人開車搬到溫哥華去的。很多加拿大人退休以後的夢想也是開露營車周遊整個北美大陸，一會兒去太平洋，一會兒去大西洋，到了冬天則去墨西哥灣佛羅里達半島邁阿密避寒。所以，BC 省山區的嬉皮家庭計劃去大西洋旅行也沒有甚麼好奇怪的。只是，我萬萬沒想到，作為長距離旅行的準備，他們要著手做的第一項行動竟然是用手工機器來風乾水果。 加拿大最著名的女性主義小說家 Margaret Atwood 曾寫道：加拿大文學的本質在於 survival（生存、倖存）。她說：加拿大人的祖先從歐洲老遠到北美洲來開拓新世界的時候，他們所面對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在北國嚴厲的氣候裡維持生命。從那時候起，生存之艱難幾乎刻印在每一個加拿大人的遺傳基因上，想忘也忘不了，因而也成為加拿大藝術最根本的主題。 BC 省山區的嬉皮夫妻是不折不扣的加拿大人，始終沒有忘記生存就是最初得解決的根本問題。所以，當他們策劃長途旅遊的時候，首先考慮到的是如何儲存食物。這是早已都市化的日本人絕不會有的思路。我們為長期旅遊做準備時，首先想到的一定是：要存多少錢？但是，那嬉皮夫妻似乎想都沒想過錢的問題似的。也確實有道理。想一想，在前方八十公里連加油站都沒有的環境裡，有錢卻甚麼也買不到！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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